王建指出，在国际贸易中间，货币充当的最重要角色是结算，比如美元是霸权货币，其在全球贸易结算中占到了60%~70%。
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过度举债，超前开支，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南部欧洲国家的通病。五是风险处置缺乏手段。
据OECD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欧元低利率的刺激下，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的信贷膨胀，房价飞涨理论与法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都不能停留在原地，不能抱残守缺，要进一步加强货币、财政、产业、贸易、监管等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性，实施横贯式管理模式和流程，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据OECD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欧元低利率的刺激下，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的信贷膨胀，房价飞涨。警惕过度使用杠杆工具，扎实做好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面临经济结构僵化难题，尤其是供给面的结构改革严重滞后。
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必定在金融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此外，欧盟范围内老龄化问题也在加剧，人口数量总体呈收缩趋势，劳动力很大程度上靠进口。始终没有跃过这个陷阱的一个案例是菲律宾。
我每次回内地，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调整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一就是提升这些人的劳动工作技能，这是关于人力资本。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第二就是通过法律的办法提升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
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头一二十年，有这么一个群体，假定是八千万人，它被抛在了最后面。
它也是发展中经济体里最早做到通过自创品牌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不是给别人打工。第二个重要原因，牵涉到菲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2011年下半年联合国下属的研究机构作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印尼和中国内地等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于国际上最重要的食品和粮食有关的涨落的居民损伤力指数。
本来整个社会应是一条船，有一等舱也有二、三等舱，不能把后面的人从船上抛下去，抛下去他们就要把这条船给砸掉了，这就不是同舟共进。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江省，它有这个潜力。中国大陆这么大，不可能按台湾的发展道路和办法走，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但如果将这两种比较成功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我想至少适合中国大陆2/3的地区。还有一点比广东更强的，是浙江整体的文化素质更高，这是几百年慢慢累积下来的。
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即人力资本的培养。只有把这三个政策拧在一起，才能使仍然低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前两类人，利用政策平台让其生活水涨船高，而且能使得经济体中已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继续往上走。
第二，台湾是世界上发展公共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在这点上，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
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体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假定我们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中，两个经济强省，广东或浙江，能够率先在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综合性地推出新的政策平台，我认为中国至少沿海地带的其他省份，就能跟随着广东、浙江，走出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走不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考虑到这一点，就是第二个估价了。有些没有跃出来，甚至倒退了，又是因为哪些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联合国2011年初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均教育投资，包括政府、家庭等方面的投资加起来，韩国是世界第一。
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土地也不够，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像这样的经济体根本没办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体相比。浙江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经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非常强，而且浙江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就是能打拼。
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韩国在发展策略上，对中小企业没那么重视，它重视的是大的财团。
这就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很多地区有恐怖主义活动。广东、浙江应当起带头作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说再过若干年江苏的经济有可能超过广东，但超就超了，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要做好经济转型。
十一亿五千万人中间，至少一半的人，包括不少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保人口，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城乡结合部、小城镇甚至沿海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他们可能一只脚才跨进中等收入的最低线，还有一只脚在外面十一亿五千万人中间，至少一半的人，包括不少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保人口，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城乡结合部、小城镇甚至沿海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他们可能一只脚才跨进中等收入的最低线，还有一只脚在外面。这里举两三个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例子。如果物价再涨，特别食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价格再上涨，那么五亿人中间可能有一两亿人会再跌落至中等收入的最低线以下。
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贪掉了很多，都浪费掉了。经济不但要发展，还要优质的发展。
只有把这三个政策拧在一起，才能使仍然低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前两类人，利用政策平台让其生活水涨船高，而且能使得经济体中已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继续往上走。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江省，它有这个潜力。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阶段，有哪几大块群体得益最少，而相对付出最多，那么就要在下一个十年中使之得到更多相应的扶持——未必完全要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偿，主要是为这些群体创造机会，这比发救济金重要得多。我每次回内地，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
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不能和公认的标准差太多，否则就掩盖了中国社会里面相当巨大的贫困群体。浙江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经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非常强，而且浙江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就是能打拼。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的贫富差距太大，真正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比例太小。不能让第一轮在后面的人第二轮还在后面，第三轮跑到更后面去了，这样只能创造反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因为这个社会和他们不是在一条船上。
第二个重要原因，牵涉到菲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本来整个社会应是一条船，有一等舱也有二、三等舱，不能把后面的人从船上抛下去，抛下去他们就要把这条船给砸掉了，这就不是同舟共进。
这并不是说过去60年台湾的经济发展没毛病，但与其他一些经济体比，台湾作为资源奇缺的经济体，其发展路径有值得借鉴之处。这些人要想挪到别处并摆脱极端贫困，牵涉到基本的公民权：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会不会被赶走。
但在过去的25年，菲律宾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甚至还要倒退一点。第二就是通过法律的办法提升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